2011年，广东的一名低保老人，在祖屋里发现了一张祖传的借条，而这张借条是67年前游击队写下的。

据一位网友的粗略估算，如果连本带利还清的话，至少要3万亿人民币。而广东省2010年全年的GDP只有4.59万亿元。如果要还的话，怕是全省的现金也不够。

2010年末，时年73岁的梁诗伟老人，是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大井头村的村民。

一天，梁诗伟在修缮祖宅的时候，工人在屋顶上发现了一个老木盒。打开木盒一看，里面有一个民国时期的老钱包，而钱包里竟然有一张红色的欠条，上面写着：

借鸿文三姐白米共38石70斤，大洋五千元；金条八支，每支一两。待胜利以后，由当地县政府偿还，付息两分。

立据人是新鹤人民抗日游击队三中队队长李兆培，时间是民国三十三年，也就是1944年。

单看借条字面的物品，即使放到现在也是一笔不少的财富。尽管价值不少，但如果要偿还的话，对于当地政府来说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但是有热心的网友，根据当时的购买力换算，再加上67年的利息，那这张借条的价值竟然高达3万亿。

周围的邻居在得知这张天价借条后，都纷纷劝梁诗伟老人去找当地政府兑现。

那么，这么一张天价借条，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借条背后的故事

梁诗伟的父亲叫梁鸿文，年少时被拐卖到去美国当苦力，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最后在美国发了家。

梁鸿文在有钱之后，就重返故里，回到了老家棠下镇大井头村，然后购地盖房，并且娶了几房太太，直到1941年去世。

借条中提到的鸿文三姐，就是梁鸿文的三太太，而梁诗伟的生母，则是父亲的六太太。

梁鸿文的大房太太和二房太太去世得比较早，在他去世后，由三太太管家。梁诗伟对鸿文三姐的印象很深刻，因为她是父亲的贤内助，又是后来的当家人。

梁诗伟老人还有印象，在他小时候，家里挺有钱的，不过到底有多少钱，他也不太清楚。

那么，对于这张天价借条，梁诗伟老人会怎么处理呢？

梁诗伟说，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劝他把欠条捐给文物部门。当时梁诗伟没有同意，在他看来，欠账还钱，那是理所当然的。

民政局则说，如果要处理这第二张欠条，确实没有政策依据。

民政部门为何称这是第二张欠条呢？

原来，梁诗伟在发现这张欠条以前，在2009年的时候，他就在祖宅里发现过一张欠条。

梁诗伟当时曾经向市政府反映，要求政府偿还。当时的市领导还专门批示，让蓬江区民政局出面解决此事。

当年，区民政局按照欠条的具体内容，并结合实际情况，对梁诗伟进行了两万元的奖励。

梁诗伟老人说，当年游击队来借钱和粮的时候，他就在家里，游击队写下的欠条，也是他从的手抄本上撕下来的纸。

为了证明自己的家庭曾经支持过革命，梁诗伟在2009年12月12日，跟家人一起回祖宅翻找欠条。

可是，祖屋被翻了个底朝天，却一无所获。随后，梁伟诗拿来梯子，在墙上的神位里，找到了第一张欠条。欠条上写着：

今借到大井头村鸿文三姐白米60斤，待胜利后由当地县政府按每年一倍偿还，如此类推。

立据人还是当时的新鹤人民抗日游击队三中队队长李兆培。

这张60斤白米的借条，梁诗伟记忆深刻，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在参加游击队的时候，带着部队里带了十多个士兵过来借的。梁月娇带着人来的时候，他就在家中，还是他开的门。

当时，鸿文三姐为游击队战士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梁月娇告诉鸿文三姐，他们部队上许多战士都没有吃的，所以鸿文三姐就把种米都交给了梁月娇。当时，一名队员说，要称重，不能就这么把东西带走，要签一张欠条。

60斤大米，要是一年还一倍还好说，但如果是按复利算的话，就是60×2的65次方，那全世界的粮食加起来都不够还。

当时，民政局就第一个欠条，给出了三条处理意见：

一是由蓬江区民政局一次性奖励人民币两万元，作为对鸿文三姐抗日行动的肯定；

二是鉴于鸿文三姐已故，奖励款项由梁诗伟代领，同时梁诗伟要将借条原件交给蓬江区民政局作为历史资料保存；

第三就是其他生活上的困难，可按救济救助途径进行解决，但不能再以借条为理由提出其他要求。

在领取到民政局的奖励后，梁诗伟决定修葺祖屋。在此期间，又发现了第二张欠条。他认为，民政局的解决办法中所提到的，不能以欠条为理由，但那是指第一次欠条，如今又找到了一张，应当另行给予偿还。

不过，也有人质疑第二张欠条的真伪。第一次借的是六十斤大米。而第二张欠条里，却有8根金条，5000块大洋。按照2011年的市场价，这些东西至少也要五百万以上，梁家当时有那么多钱吗，而且这还只是结果游击队的？还有，38石70斤粮食，大约有4000多公斤，游击队是如何把那么多的粮食带走的？

而梁诗伟老人解释说，第二张欠条中的38石70斤，不是一次性借的，而是累计借的。这也能够解释清楚游击队是怎么把粮食带着的。

第二条的真伪

抗日战争胜利后，因为历史的缘故，鸿文三姐一直没有拿着借条找政府偿还。后来，在1952年的土改中，鸿文三姐被迫害致死。

这件事也始终是梁诗伟的一块心病。

梁伟诗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他的人生经历了大起大落。三娘死后，家道中落，他没钱上学，后来亲戚的帮衬下，他到广州求学，一直读到高中毕业。

为验证第二张欠条的真伪，并进一步了解当年的那段历史，山东电视台《围观》栏目的记者，对此事进行了多方调查，力求查明事实真相。

经过媒体和相关部门的多方调查，终于找到了一位97岁的高龄老人，并且确认了梁诗伟的借条是真的。

这位97岁的老人，名叫简惠仙，是一名当地颇有声望的老革命。简惠仙参与过抗日战争，当年30来岁的简惠仙，为了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扮作一名教师，在教学的同时，秘密的进行党的地下工作。

简惠仙证明，她的爱人是新鹤抗日游击队第三中队的指导员，而中队长就是借条上的落款人李兆培。

简惠仙老人的话，让众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段壮丽而又悲壮的革命史诗。

1944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多次惨败之后，已经丧失了所有的海上力量。疯狂的日军想苟延残喘，就把目光盯着了中国的领土上。

日军为了在大陆上开辟一条新航线，贯穿中国河南、湖南和广西三地，使军队通过中国到达东南亚战场，在中国多个省份进行大规模的轰炸。这就是豫湘桂战役，而广东省也是分战场之一，爆发了桂柳会战。

为粉碎日本人的企图，广东各地的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以阻止日军打通内地交通线的企图。

简惠仙当年在大井头村做地下情报工作，但那时的大井头村还不属于棠下镇，而属于广东新会。

为了给游击队提供足够的物资补给，李兆培只能向当地群众借钱借粮，而梁家作为当地的大户，自然也是李兆培的重点求助对象。

当年的梁氏祠堂，如今已成为村民们的文化活动场所，陈列着许多抗日主题的宣传牌，梁伟诗老人一眼就认出，其中一人就是李兆培。

李兆培于上世纪九十年代逝世，他的后代应当还健在，他有没有把游击队的抗日故事告诉后代呢？

在村民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李兆培的老家。根据村里的人说，李兆培在解放前就离开了，村里的人也不知道他的家庭和孩子们。

没有找到李兆培的后人，没有人能肯定这份欠条是真是假。

梁诗伟家在上世纪80年代，算得上是富裕家庭，但现在梁伟诗在江门市只能算是一个低收入家庭，依靠区民政局每月690块钱的补贴生活，唯一的福利就是能免费坐公交车。

梁诗伟的姐姐梁贤孝，在2011的时候，已经90岁高龄。她还记得8块金条和5000块大洋的时。对于这件事，她说：往事不堪回首。

在发现借条的时候，梁贤孝老人就写了一份委托书，说自己年纪大了，让她的儿子代为处理。

她的儿子林炳铨说，她的母亲的意思是，想让政府为他们家平反，取消当年错划的成分，其次就是还钱，但他们的要求并不是3万亿那么多，按照欠条账面上的金额还就行，不要利息。此外，再追加梁家为革命家庭。

有些人说这个欠条已经有67年了，它是否已超过了历史的时限？对此，法学家表示，现行的法律无法适用于它，无法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

江门是革命老区，谁也知道会不会有更多的欠条，万一他们都跑到政府来了，那该如何处理？由于种种原因，当地民政局还没有正式接受这一欠条，尚未有妥善的解决方案。

红色欠条：战争年代的救命稻草

在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政府的初期，红军的军费和苏维埃政府的经费都很困难，而且在多次的围剿斗争中，国民党军队采取了残酷的高压政策，粮食、武器等必需品的供给都非常紧张。

因此，当时的红军和苏维埃除了靠打土豪和战斗缴获，还需要从地主和富裕人家那里借。

而红军历来都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传统，因此，在当时无法立即偿还的条件下，订立欠条是最妥善的方式。

在湖南平江县，曾经发现过一张1931年红军打的欠条，尽管纸张残破，但从字迹上还是能看出，这是一张用毛笔写的欠条，原件金额有200多银元。

有收藏爱好者收藏着一本1974年1月记完封存的记账凭证簿，里面夹有三张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证和一张1973年的还谷证明。还谷证明充分说明了老区政府仍然继承着红军借东西要还得光荣传统。

但同时，还有一些欠条没有付清。

1947年，东江游击队中队长李汉辉曾向博罗地主黄观荣借粮借枪，并留下借据。后来黄观荣儿子黄海洋发现了借据，黄海洋的孙子黄苏强携借据原件赴广州鉴定真伪。

面对几十年前游击队的旧账，博罗县民政局表示：虽然没有直接的法律、政策依据，但如果借据是真的，按道理也应该补偿。

但随后，该县民政局的说法几次更改：1977年：这种情况在战争年代很多，现在县里也没钱支付；2009年：双方当事人都已不在，只一个人作证不够；2011年：国家没有相关政策，有关部门也不知该怎么处理。此借据的赔偿一直悬而未决。

不应该让这段历史欠债成为糊涂账

《民法典》规定，普通的诉讼时效是3年，最长不超过20年。红军出具的借条距今已六七十年有余，远超过追诉时效20年，通过法律途径追回债务的可能基本为零。

此外，我国现行的许多法律都是解放后的产物，从法律上讲，无法对借据的权益进行保障。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债主能把一份纸质的借条保存下来，确实不易。而革命时期借债事件的当事人、见证者，有些已经去世，有些则年事已高，难以清晰记得当年的情况。

同时，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使得红色借条无法偿还。对于红色借条，各地都缺乏有效的实践经验。因此，建议当事人将借条捐给文物部门，并由政府给予一定的奖励，是目前处理相关问题的常见方法。

胜利是靠群众路线获得的，亿万人民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梁诗伟拿借条寻求补偿一事中，梁诗伟父母辈的借枪、借粮之举，为革命作出了贡献，梁鸿文是当时的地主阶级，但也是人民，对于革命的贡献不可忽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游击队向他们借债是对他们的信任的，而现在还债更是对当年的承诺和债主们贡献的肯定。

在2008汶川大地震救援期间，一名记者在青川县的一座大山里找到了一封借条，上面写着：今借青川县前进乡人民政府大米九百五十斤，方便面十箱。为谢！济南军区某部（隐去）政治处陈洁阳。二00八年五月十七日。

红军的优良传统，至今还在部队里流传，兑现当年的承诺，关系到军民鱼水情深，也关系到佳话的发扬。

红色借条不能成为历史上的糊涂账，合理地还清债务，既是政府的信用，也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