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院哲学对后世的影响（在经院哲学中发展的教育与科学）

经院哲学是产生在11至14世纪欧洲基督教教会学院的一种哲学思潮。它是运用理性形式，通过抽象的，烦琐的辩证方法来论证基督教信仰、为宗教服务的思耕性宗教哲学。

经院哲学的任务只是论证基督教教义，因此被称为“神学的婢女。经院哲学家们盲目崇拜权威，把《圣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言论奉为最高权威和绝对真理，在著作和辩论中大量摘引其中的字句作为研究和论证向题的出发点，作为真理的标准。

当这一切同客观实际发生矛盾时，他们宁愿不顾事实而极力维护神学的权威。经院哲学的基本方法是搞形式主义和烦琐论证，论证方法主要是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法。

随着经院哲学的形成，基督教哲学已从中世纪早期单纯对《圣经》及有关信条加以注释、阐述，发展到探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中心问题，并围绕一般（共相)和个别（殊相）、信仰和理性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长期争论，形成唯名论和实在论（唯实论）两大派别。

唯名论和实在论的斗争贯穿整个经院哲学发展过程的始终。

实在论的代表人物有安瑟尔漠和香浦的威廉等。他们断言共相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共相具有客观实在性，个别事物是从共相这第一实体派生出来的。

唯名论的代表人物有法兰西的罗瑟林和阿贝拉尔等。他们主张唯有个别事物才是真正的实在。反对共相具有客观实在性，否认共相是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认为共相后于事物，只是个别事物的“名称”，或用以表示事物的相似性和共同性。总之，共相是实在还是名称，是实在论和唯名论两派争论的焦点。

实在论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而唯名论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后者比较接近真理，但它看不到一般与个别的对立统一关系，没有摆脱神学唯心主义的束缚和形而上学的局限。

两派还在信仰和理性问题上展开了争论。实在论派认为理性只是对信仰的沉思，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旨在维护正统神学的统治。唯名论派则主张通过怀疑、验证而达到真理，做到“理解才能信仰”。

13世纪意大利多米尼克修道会修士托马斯·阿奎那是欧洲重要的经院哲学家。当时，亚里士多德哲学著作与伊本·路世德等阿拉伯奋车的指学传入西欧，各种异端思想兴起，对基督教信仰是极大的冲击。

针对这一情况，为维护封建秩序和教会神权，他运用亚里士多德哲学来论证基督教信仰，力实把这二者调和起来。他把认识过程分为感觉、理性和信仰三个阶段。尽管他的结论是错误的，但他对认识过程的划分是有一定意义的。

而且，他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理性和认识做了某些让步和确认，这同中世纪基督教宣扬信仰至上的观点相比，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在他生前，他的学说在教会曾受到攻击。1323年，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宣布他为圣徒。1879年，教皇利奥十三世正式把他的哲学定为天主教官方哲学，后称为托马斯主义。它对西方近现代基督教神学也有很大影响。

经院哲学是从古代哲学过渡到近代哲学的桥梁，尤其是其中的非正统派唯名论包含有不少积极成分，反映了王权派、世俗地主和市民阶层的观点，这就为后来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科学文化的发展和新教改革奠定了基础。

此外，经院哲学中两派的论争也促进了形式逻辑，特别是其中的演绎推理方法的发展。

中世纪初期，教育为教会所垄断，教会办学是为了培养僧职人员。当时只有僧侣才能读书识字，教育带有明显的宗教性和等级性。教会学校有僧院学校、大教堂学校和教区学校三种。

学校教授“七艺”，即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课程内容是根据宗教需要制定的。教师由僧侣担任，用拉丁语口授，学生逐字逐句记忆、背诵，教学方法死板。但采用问答法进行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分析、概括问题的能力。

在教会学校之外，世俗封建主阶级的教育还有宫廷学校和骑士教育。

官廷学校是对帝王、王族和大贵族的子弟进行教育，培养他们能担任治理封建国家的各种官职。骑士教育制度随着十字军东征的进行，在11、12世纪形成并盛行。

骑士教育可分成侍童、侍从和骑士三个阶段。年满7岁的男孩要送往高一级领主家里当侍童。学习上流社会的礼仪和待人处世之道，学会骑马、游泳、投枪、击剑、角力、弈棋、识字，吟诗，唱歌，弹琴以及做领主的侍从。

从14岁起做领主的侍从，到21岁成年，举行隆重仪式，授予骑士称号。这种教育旨在培养效忠封建统治者并能勇猛作战的人。它注重礼仪并提倡文雅的举止，对以后欧洲出现的绅士教育有一定影响。

从10世纪起，西欧城市兴起，手工业和商业得到发展，新兴的市民阶层迫切需要打破教会对教育的垄断，培养各方面的人才。于是自发创办了城市世俗学校。

这类新型学校的普遍兴起和发展，反映了人们对古典艺术、古典哲学和罗马法的重视。

另外，阿拉伯文化、古希腊文化通过西班牙及十字军东征等途径传到了西方，人们见到了古希腊、阿拉伯的自然科学、医学、哲学典籍，扩大了视野。总之，这些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为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欧洲中世纪大学脱胎于城市学校和大教堂学校。欧洲最早的大学是意大利的萨莱诺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

巴黎大学是由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学校发展而来。这所国际大学始建于12世纪末，1180年为法国国王路易七世所承认。

在这三所大学之后，创办的大学有：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巴勒摩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法国的蒙彼利埃大学、图卢兹大学，德国的海德堡大学，捷克的布拉格大学，波兰的克拉科夫大学。到1500年，全欧已有80所大学。

欧洲中世纪大学大多是自治团体，由国王和教皇批准，不受当地教会和封建领主管辖，为保护自身的利益，学生或教师组成行会。拉丁文“大学”一词原意是社团、协会或行会，到14世纪中叶以后，才成为特指大学的专用名词。

大学行政领导机构有两类：一类以博洛尼亚大学为代表，由学生掌管学校，担任校长；一类以巴黎大学为代表，学校由教师执掌，担任校长。前一类在南欧各国较普及，后一类在北欧占优势。

当时大学分为文学、法学、医学、神学四个学院。各大学在开办之初，只有一科或两科，后来逐步扩充、完备起来。文学科是普通科。普通科毕业后升入高级科，修法学、医学、神学三科，合格后获硕士学位。学生必须经过公开答辩才能得到学位。

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产生和发展是欧洲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突破了数会对教育的垄断局面，有助于世俗文化的发展，推动了各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和交流，也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它为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出现做好了准备。

在基督教神学统治下，中世纪科学受到严重摧残和扼制。绝大多数人信仰上帝、迷信《圣经》。人们盲目崇拜亚里士多德和盖伦这两位权威，认为他们已经在所有领域（包括哲学、物理学、医学）内，提供了全部知识和真理。

但是，由于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大学的产生，希腊、阿拉伯学术著作的传入，科学也逐渐有了进步。10至12世纪，大量希腊、阿拉伯学术著作传到欧洲，译成拉丁文，推动了科学的发展。

一些上层人士，特别是国王的支持与赞助也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大名鼎鼎的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二世非常重视科学，亲自进行各种试验。他还使解剖合法化，建立了一套医师考试和允许开业的制度，为提高医疗水平、发展医学学科作出了贡献。

西班牙卡斯提尔国王阿尔丰沙十世广招人才，翻译阿拉伯科学论著。1240年，他召请50名阿拉伯，犹太教和基督数学者到托莱多参加天文会议。

会议把对行星的最新观察结果和托勒密的天文学理论统一起来。会后把会议成果写进《阿尔丰沙星表》出版。此举被称为“欧洲天文学的曙光”。

13世纪的牛津大学是欧洲重要的科学中心，西方近代科学在那里开始萌芽。

英国学者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曾在牛津大学任教，对古希腊及阿拉伯科学遗产有很深造诣。他既强调数学是了解世界的钥匙，又主张通过对现象的观察与实验理解到抽象知识的重要性，融数学和实验这两种因素为一体，并制订出比较严密的实验程序，成为科学方法论的先驱。

格罗斯泰斯特的弟子罗杰·培根将他老师的科学方法论发扬光大。主要著作是《大著作《小著作》和《第三著作》。他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所谓“实验科学”，即指运用实验方法的科学。

他反对迷信权威和推理，认为它们都不能提供有用的知识。除非它们为实验所证实。他在光学、天文学、地理学、机械学、化学、数学等广泛的领域，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实验、观察。

他花了很多时间试验透镜，并知道怎样配置凸凹镜才能看清远方的物体，可见他已懂得望远镜的原理和制造了。他证明光速超过音速，并预言将来会有一种用机械推动的车和船，一种可以在天空飞行的机器。

尽管他不可能完全摆脱基督教神学和炼金术的羁绊，但他的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实验已使他成为中世纪最负盛名的科学家，成为欧洲近代科学的先驱。

比萨的列昂那多在数学领域中起到了先驱作用。他是第一个在意大利运用阿拉伯数字的人。1220年，他又出版《实用几何学》一书，在解算术和几何方面的问题时使用代数方法。他以自己的数学成就开始了西方数学的复兴。

到12、13世纪，已经有一些科学发明和研究成果在生产和生活中运用了。

如1195年欧洲已在航海中开始使用指南针。1280年风车已普遍运用。1284年意大利发明并开始制造眼镜。据推测，在此前后，意大利已有装摆轮的机械钟。玻璃窗也在欧洲逐渐普及。13世纪下半叶，脚踏织布机、生丝纺车和捻丝机等开始出现。

总之，中世纪欧洲在理性精神和实验精神指引下，已开始走出信仰时代，迈向文艺复兴这一伟大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