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工怒触不周山是著名的上古神话，但神话并不意味着就是完全虚构的。早在先秦文献中就有着关于共工氏的诸多记载。

如：《左传》说“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尚书·舜典》说“流共工于幽州……四罪而天下咸服”，《国语》提到“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逸周书》记载说“昔有共工自贤……下官交乱……唐氏伐之，共工以亡”。

史书给我们提供了两点关键信息，一是共工生活的年代在尧舜禹时期；二是共工是反面人物，残害天下，遭到陶唐氏（帝尧）讨伐，并最终被流放。

上古时期通常会将某一个部落具象化为一个具体的人，事实上，共工氏是上古的显赫大族，“共工”一词本意是水官，在尧舜时期，共工氏其实是一个善于治水的部族，《管子》就曾说“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

尧舜禹时代，正处于中国历史上气候异常的特殊时期，降水集中且频繁，加之当时的河流未经人工开凿或筑堤，河水随时可能会改变流向，所以《诗经》中留下了先民们“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的惨痛记忆。

照此理，善于治水的共工显然属于当时紧缺的“技术人才”，正如大禹凭借治水之功赢得威望，从而建立家天下的夏朝一样，共工氏即便无法成为天下方国共主，但也不至于沦为“四害”之首被尧舜发兵讨伐。

那么共工究竟做了什么，为什么会激怒天下人呢？

《淮南子》对此解释道：“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如果上古时期让天下震恐的大洪水是共工引起的话，那的确会让天下人愤怒。

但实际上，共工能耐再大，也绝无可能有天降洪水的神力。之所以上古先民会将洪水的起因归咎于共工，还得先从不周山说起。

上古时期的不周山具体位置在哪里，由于文献记载的模糊，我们已不得而知，唯有《山海经》提供了一个大体的方位：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有两黄兽守之，有水曰寒暑之水……有禹攻共工国山”。

尧都平阳，已经得到了山西晋南陶寺遗址考古发掘的支持，而大禹的活动区域则在晋南和豫西的崇山一带，那么不周山必然距此不远，且不周山的地势一定是高于崇山的。

从“寒暑之水”的记载来看，不周山一带即使是在寒冬腊月也有较大的蓄水量，长期与水打交道也成为共工部落善于治水的原因所在。

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根据文献学资料指出：“共工氏的主要活动地区是太行山东麓一线，即南起河南辉县，北至河北北部长城以内和山西境内”。

此后，河南考古工作者在河南辉县东南的孟庄遗址的确发现了含有仰韶、龙山、二里头文化等多种文化遗存，其中尤其以龙山文化遗存最为丰富，而龙山文化正是夏朝建立前的尧舜禹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类型。

主持发掘孟庄遗址的袁广阔教授根据考古发现，得出“（孟庄）当与共工氏这一氏族存在一定的联系”结论。这意味着，共工部落生存的大体区域刚好位于豫东平原的北部地势较高地带。

在上古黄河未改道之前，黄河中下游的流向恰恰就是沿太行山东麓北流至天津一带入海。这正是文献中所提到的共工氏部落的“寒暑之水”。

控扼黄河的共工部落后来做了什么呢？

对此，《国语》曾有着详细的描述：“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可见，共工之所以引发众怒，是由于他用堵塞的方法治理水患，削平高丘，填塞洼地，结果在大洪水来临时，洪水泄流而下，导致生活在地势低洼的部落族群深受其害。

加之中国地势西北高东南地，所以，后世将共工在不周山筑造的堤坝溃堤的现象演绎成了“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的神话。

事实上，洪灾即使放在有着机械化工具的今天，想要短时间内治理都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而在生产工具落后的上古时期，共工氏在部落周围修建拦阻堤坝来保护庄稼和家园，本无可厚非。

就在共工被流放之后，有崇部落首领鲧（大禹之父）受四岳推荐依然沿用共工之法采取堵塞的方式治水。这说明，在大洪水来临之际，除了堵塞拦截其实并无其他选择。而鲧用堵塞法治水前后长达九年，也恰恰说明这一方法当时是得到了四岳以及尧舜的认可的，否则绝不会在九年之后才将其治罪。

那为什么大禹改用疏导的方法就治水成功了呢？

其实，共工、鲧的失败与大禹的成功，其成败关键并不在于治水方法的优劣。古今任何时候的洪水治理，必然是堵塞加疏导相结合的方式才能奏效。只堵不疏的结果必然是聚积洪溢，而只疏不堵只会让洪水肆意漫延。

大禹所处的时代，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铜石并用时代，青铜器属于“高端稀有”产品，根本无法大规模应用于农业生产，想要装备金属工具来开挖疏导黄河这种纵横数千里的大河，无异于天方夜谭。就连大禹本人也只是“手执耒耜”而已，一般民众恐怕只能使用木石工具。

所以，共工和鲧所做的是大洪水来临之初的堵塞工作，而到大禹治水之时，大规模的降水已经渐趋停止，大禹所做的是疏通水渠淤泥，清除堰塞湖，恢复家园和农业生产，这才符合当时的生产力真相。

这一点，也得到了考古学和气候学的支持。

首先，河南辉县孟庄遗址城垣内侧发现了宽6—8米的壕沟，深度达2米左右，沟内有厚达1米以上的淤土，外城的淤土则厚达2-3米，考古发掘报告提出“这些淤土的形成应是持续一定时间的洪水或大量雨水造成的”。

已发掘的T128探访证实，该处遗址毁于龙山文化末期，即夏朝建立之前。这也就意味着，所谓的共工“怒触不周山”其实是共工氏所筑堤防设施无法挡住持续的暴雨降水，溃堤后，蓄积的大洪水倾泻而下，给其他部落带来了灾难。

此后，在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时期的近百年内，该处遗址都成为无人区（直至二里头二期才重新有人居住）。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共工氏同样受到洪水的侵袭，另一方面则是下游部落将洪水归咎于共工氏“壅防百川以害天下”，从而群起攻之，最终共工氏被流放幽州。

其次，根据公元前二千纪全球气候变迁研究显示，公元前2300年左右（尧舜时代）出现了持续气候异常，公元前2000年前后气候转入温暖期，而这一时期恰恰是新砦文化（二里头前身）以及二里头文化兴起的时期。被洪水冲刷过后含有大量腐殖质的洛阳盆地，依靠稳定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最终孕育出了夏王朝。

从这一点看，大禹治水的成功和夏朝的建立，其实是占了气候的大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