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是什么意思 解读山西人念念不忘的“走西口”

《走西口》是一首古老的山西民歌，据说它已经流传了一两百年。这首歌不但山西人会唱，山西邻近的内蒙、陕西，甚至更远一点的宁夏、青海、甘肃也有许多人会唱。中国有句老话叫“十里不同音”，说的是民歌有很强的地域性。之所以西北许多地方的人会唱《走西口》，原因大概是，当时有许多山西人曾到过这些地方，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唱这首歌，时间长了，当地人也学会了。

山西，明、清两朝的许多地方志中，也提到了当时山西人到西北谋生的经历。由于有这种经历的人太多，在一些地方竟成了一种风俗。《太谷县志》中记载太谷县的人“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盂县志》中说“往往服贾于远方，虽数千里不辞”。《寿阳县志》说乡民“贸易于燕南塞北者亦居其半”。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山西人走西口的时间呢？大概是在明代的中期开始，那么截止时间大概到清朝末年，其中的高潮应该是在明末清初，这个时候数量是最大。所谓走西口呢？应该前后持续了将近三百年右，而且应该说走西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山西当时人口比较多，所以生活比较困难。于是呢？人口外迁，这是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就是由于在内蒙这带，当时的边防需要，所以晋商就是在明代中期时候，内蒙边防的需要发展起来的。那么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到口外去发展业，发展贸易，以至于到后来的票号。所以走西口这个现象，实际上就是中国移民的一个部分。”

一首民歌竟扯出一段厚重的历史，这段历史包含着成千上万人的命运。而他们的命运又或多或少地和那个叫西口的地方有关系。那么西口到底在哪里呢？

这里就是最初的西口，它位于山西、内蒙交界处的右玉县，它实际上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真正的名字叫杀虎口。

在明代时，为了防止蒙古骑兵南下，这里曾驻扎了大量军队。明朝和蒙古部族关系缓和之后，它又被开辟为双方贸易的市场。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乱，杀虎口又成了供应大军粮草的后勤基地。战争结束后，这里成为山西人进入西北地区的门户。由于来往的客商很多，甚至造成了这个地方一度的商业繁荣。

山西右玉县杀虎口村居民：“是繁荣啦，过去我听人说这地方有三千六百家人家。从这儿一直走，就到了呼市、大同、包头、西包头，出了外面了。这会儿大概有四五百家。”山西右玉县杀虎口村居民：“从来提起右玉县，没名，一提起杀虎口来，叫小北京，有名。”山西右玉县杀虎口村居民：“过去是天天进斗金斗银的地方，我自己没牙了，说不真。听懂意思了没有？没有什么可说的，反正过去有个户部衙门，楼房挺多，七十二座庙，旁的一时咱们也记不住了。”



山西右玉县杀虎口村居民：“余、张、马。这三家是大有钱的，人家门前有旗杆的，都是做过大官的。”

杀虎口的变迁，其实可以看做明、清山西历史一个缩影。如果我们站在整个中国的角度打量山西，就会发现，山西北邻蒙古草原，南边紧挨着中原腹地。草原上的牧民需要农民种的茶、纺的布，中原的农民种地也少不了牧民放的牛、养的马。这种相互的需要，必然会造成商业的往来，如果商业往来被人为阻断的话，就只能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



但不论战还是和，山西可能都是连通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之间最短的一条通道。这一点，那些想在中国建立强大王朝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清朝皇室入关之前，在制订他们经略中原的战略时，就把山西作为必须控制的地区之一。他们认为“山东乃粮运一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极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们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这些话并不是说说而已，清兵一入关，顺治皇帝的屁股还没有在紫禁城的龙椅上坐稳，马上召见了当时最有名的八位山西商人。“宴便殿、赐服饰”，又是请客，又是送礼，最终还把这些商人编入了由内务府管理的“御用皇商”的行列。

顺治皇帝超规格的礼遇，为清朝后几任的统治者换来了极大的回报。雍正十五年，朝廷调集九省大军，平定青海叛乱。清军进入草原深处之后，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发生困难。



正当朝廷上上下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叫范毓宾的山西商人站出来说“这件事就交给我做吧！”范毓宾的爷爷，恰恰就是参加过顺治皇帝赐宴的那八位商人之一。

一个国家都很难做成的事，一个商人做起来可能就更加艰难。有一次，范毓宾运往前线的十三万担军粮被叛军劫走，他几乎变卖所有家产，凑足一百四十四万两白银，买粮补运。

今天，我们可以在《清史稿·列传》中找到范毓宾的名字，它是和朝廷的封疆大吏、王公贵戚的名字放在一起的。在这篇《列传》中说他“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邻，克期必至，省国费亿万计”。

范家以“毁家抒难”的做法，赢得了朝廷的信任和赏识，作为回报，朝廷慷慨地把与西北游牧民族贸易的特权交给了范家。这一下对范毓宾家族来说，称得上是天大的商机获取，因为在此之前，朝廷是严禁汉人进入草原和牧民进行贸易的。

走西口的路就这样被打通了。

学者余秋雨：“这牵扯到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西北，非常遥远的地方，气候也非常寒冷。尽管清朝统治者来自于东北，但是对西北还是陌生，生态也还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按照我们现在想起来，叫后勤供应非常困难，所以他们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政策，就是那些戍边将士们的所有用度有没有通过一定的商业方式，商业运作方式来解决。那么你如果能够解决的话，我们朝廷给你们另外一种的许诺，比如卖盐的许诺。在这种情况下面，山西正是首当其冲。它的地理位置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在我们中原统治的中心，比如像北京，还有其他地方，一直到西北边疆去的大通道，山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户，非常重要的门户，这叫因缘际会。在这么个大形势之下，山西的走西口的群体就有了方向。”

这些院落是山西人走西口发财之后为自己修造的房子。现在它们被作为晋商财富的象征。如果略微探究一下这些大院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院落的第一代主人，在走西口之前，几乎全是一些在家乡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

乔家大院，这里过去曾住着山西最有名的一户大商人。他们的商号主要开在内蒙古的包头市。鼎盛时期，他们几乎垄断了包头的一切贸易经营活动。而乔家由寒酸贫困通往大财大富的发展道路，就是由先祖乔贵发走西口开始的。

乔贵发第六代孙乔挹青：“一开始去包头的时候，乔贵发一分钱都没有，就全是靠苦力打工。后来挣了一些钱，但是当初买卖做得也不是很好，他就回到老家又开始种地了。他在包头的那个小买卖，就请一个姓秦的老乡在那儿守着。”

西口，现在具体的意思有争议，有说是山西北部的黄河渡口杀虎口；有说是河北张家口以西。在清朝泛指山西以北，河北张家口以西的广大内蒙地区，如包头等地。由于这里是清政府和蒙古人的交界处，所以地广人稀，再往北就是蒙古草原，就是蒙古人了。

明清时期在河北山西陕西北部设置了关口，关口以北的地方就叫口外。明清时期，和蒙古人进行商品贸易，就要在口外几个定点进行，类似今天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接壤的地方设置外贸口岸一样。山西的商人要到口外去做生意，就得出关口，后来就叫走西口了。走西口后来就成了一个泛指，山西，陕西河北的商人去口外做生意，都叫走西口。这个事情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汉人大量移民到了口外，稳定了边疆。

包头，现在是内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超过两百万。在一百多年 前，这里还只是个叫包克图的小村子。包头人说，因为山西人到这里做意，才一点一点有了今天包头城的雏型，现在包头城里还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这样的说法。复盛公就是山西一户姓乔的商人在一百多年前开的商号的名称。山西，明、清两朝的许多地方志中，也提到了当时山西人到西北谋生的经历。由于有这种经历的人太多，在一些地方竟成了一种风俗。

山西人走西口大概是在明代的中期开始，截止时间大概到清朝末年，其中的高潮应该是在明末清初，这个时候数量是最大。走西口前后持续了将近三百年左右，而且应该说走西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山西当时人口比较多，所以生活比较困难。于是呢？人口外迁，这是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就是由于在内蒙这一带，当时的边防需要，所以晋商就是在明代中期时候，内蒙边防的需要发展起来的。那么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到口外去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于到后来的票号。所以走西口这个现象，实际上就是中国移民的一个部分。

在当时，山西有很多穷汉，他们穷困的原因并非因为懒惰，而是因为山西的自然条件实在太恶劣。清朝山西一个读书人在谈到山西时曾痛心疾首地说“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惟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续命”。“汗牛痛仆”的意思就是说牛已经累得浑身大汗了，主人仍要使劲抽赶。在传统社会中，耕牛对于农民来说，不仅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还是他们劳作的伙伴。不到万不得已，轻易不会这样拼命使唤。但是即使这样拼命地干，田里产出的粮食仍不够糊口，清朝一个叫任启运的人说“江南二百四十步为亩，山西千步为亩，而田之岁入，不及江南什一”。大同的地方志甚至说大同地区“岁丰，亩不满斗”。

山西不但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在清朝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山西全省性的灾害就达一百多次，平均三年一次，其中最长的一次旱灾长达十一年。据官方统计，死于这次灾荒的山西人超过了三百万。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就只能走出去。那首叫《走西口》的民歌，开始在山西的村头、路边响起来。它的歌词其实是妻子送别丈夫，少女告别情郎时说的一些家常话。因为分别之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再能见面，所以叮嘱的就多一些，琐碎一些，生怕有什么自己想不到的地方。

再舍不得走也还是走了，咬住牙，想着有一天一定要再走回来，后来他们真的回来了。就在这片逼着他们不得不走出去的贫瘠土地上，给妻子、儿女盖起了一座座结结实实、富丽堂皇的院落。这是一张山西人走西口的大致路线图。

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一条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蒙古草原；一条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蒙古，不论走哪条路，首先都要穿过横亘在那里的长城设置的一系列关口。既然是长城上的关口，最初的作用是作为军事要塞，地理位置自然十分险要。雁门关位于平均海拔1500米的太行山脉之中，它之所以得名，据说是因为这里位置太高，关城建好之后，空中飞的大雁也只能从城门洞中穿过去。一两百年前，走西口的山西人沿着崎岖的山路，翻过这些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山，为了能在春天到达草原，他们又往往必须选择在数九寒天就开始这种漫长的跋涉。

在这种条件下，山西人不但走了过去，而且是一代又一代地这样走过。固关是山西东北部的一座门户。通过固关关城的路，由厚重的青石铺成，由于往来人员车马川流不息，年长日久，甚至在这些青石上，轧出了几寸深的车辙印。

如果说，这些只是地理上的关口的话，那么翻过这里，走西口的山西人还要面对一座座心理上的关口。

出雁门关往北不到一百公里，有个村子叫歧道地。在村子边有两条大路，一条通往杀虎口，一条通往张家口。虽然两条路最终都可以到达蒙古草原，漫漫长途到底该往哪儿走呢？

对最初走口外的山西人来说，蒙古草原只是寄托着他们模糊的希望。在那里他们到底能做什么？结果又会怎样？大家心里并不清楚。那些迫于无奈，只好咬着牙忍着泪从家里义无反顾地走出来的人们，面对眼前的选择时开始犹豫了。当年，他们中的许多人，就站在这处叫黄花梁的山冈上，唱起那曲悲凉的歌。

山西山阴县歧道地村民：“南面的人上来，到在这儿来说了，一爬上这个梁，就可以看见下面（两条路），这就是说‘上一个黄花梁呀，两眼哇泪汪汪呀，先想我老婆，后想我的娘呀！’这意思也就是一个顺口溜哇。”山西山阴县歧道地村民：“他就没有把握，他就不知道哪头去，生意好生意坏，他就到这儿扔鞋板儿呀，把这个鞋一脱一扔，扔在哪边他就走哪边，好与坏他就走在那头儿。”这样的做法，不是听天由命，它更像是一种赌博，和命运，和老天爷的一种赌博。赌注就是自己的一条生命。

内蒙古作协专业作家柳陆：“第一，山西人走西口，他遇到的首先是土匪。土匪半路要抢劫他，有一个叫黑土崖子，从府谷县一进入包头，有个地方叫黑土崖子。这个地方是土匪出没的地方，所以好多人葬身在沙漠里面沙蒿里头，被抢被劫；还有就是被冻死的，因为北方草地气候寒冷，它不像中原地带，不像山西口里那样暖和。他不了解，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气象部门预报，他不了解，遇到暴风雪，道路不通，没办法被冻死的，还有被饿死的，在沙漠里迷失了方向。”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燕治国：“有个关，在关里头还是内陆的风光，也没有风沙。但从这个关口一开大门，我开过那个大门，外边一股风就吹进来了，再往前跨一步，就进入蒙古荒原了，到处是风沙。所以走西口的路上，到现在都能看到山西人的骨头，尸骨，白骨累累。”山西省外经贸厅研究员渠绍焱：“结冰，零下四十度；夏天，热得能昏过去，就是这样的话，山西商人照样走过去。”内蒙古作协专业作家柳陆：“所以山西人讲，就是我搭着命在走西口。”

没有人统计过从清朝初年，一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多少山西人在这荒原、沙漠中跋涉过，但山西的许多地方志中，却记载了大量的这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