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西施名列古代四大美女之首，因其为国效忠的举动，多为后人所褒扬。2006年，西施传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遗”名录。

故里何处：苎萝山下，浣纱江畔

西施故里在浙江省诸暨市城南苎萝山下，浣纱江畔。约2500年前的春秋时代，西施就出生在这里。浣江春水，千年奔流，滔滔不绝，如今浣纱素妆的西施塑像，在莲池边亭亭玉立，仿佛依然洋溢着青春的芬芳。

关于西施，“一作先施。又称西子。姓施。春秋末越国苎罗人。由越王勾践献于吴王夫差，成为夫差最宠爱的妃子。传说吴亡后，与范蠡入五湖而去，明梁辰鱼据此故事编为传奇《浣纱记》”。公元前494年，吴越交兵，越败于吴，越王勾践被迫屈膝求和，携妻将臣入吴作为人质三年。勾践归国后，发誓洗刷这一奇耻大辱，采纳范蠡、文种等人建议，发展经济、训练军队、增强国力等，并向吴王夫差进献美女，以麻痹和消磨他的意志。

面对国亡家破之痛，兴越灭吴是越国上下一致的心愿。范蠡几经寻觅，终于在越国古都诸暨南“得苎萝山卖薪女西施”。西施，姓施，名夷光，“父鬻薪，母浣纱”。西施幼承浣纱之业，故世称“浣纱女”。勾践选到西施后，献于吴王，吴王大悦，“越贡西施，乃勾践之尽忠于吴之证也”，从此沉湎于酒色不能自拔。越国却上下一心，励精图治，终于打败了吴国。后人为纪念这位忍辱负重、以身许国的绝代佳人，在苎萝山下修建西施殿。

关于西施出生地，曾经出现两种说法：

一说在诸暨，在《吴越春秋》《越绝书》等中就有记载。诸暨建有西施殿最迟出现在唐代，书圣王羲之还在西施浣纱江边留下“浣纱”两个遒劲的大字。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也标明诸暨苎萝山，一座小土丘成为名山，我想大概与西施古迹有关吧。

还有一说认为西施故里在萧山。比如，清初文人毛奇龄《九怀词·苎萝小姑》：“西施住萧山之苎萝村……施亡后，乡人思之，为立祠溪旁，以其为乡所出。”对于这一说法，梁启超曾痛斥：“有信口臆说者，有不可考古而妄言者，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

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沿着西施北上之路进行实地考察。在诸暨的南面几乎没有西施的传说，这大概同西施由诸暨北上入吴时沿途停驻过的地方有关。在途经之地，如诸暨钱池、诸暨三江口、萧山临浦、绍兴、德清新市、嘉兴、苏州、吴县等，都留有西施文物遗迹或传说。

上海博物馆展品——2500年前的青铜器“夫差口”，也见证了西施的存在。这尊酒具形器庄重大方，纹饰精美，是春秋时期留下的、可能与西施有关的唯一实物。在青铜器的肩上刻有一句铭文“吾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大意为吴王夫差用诸侯敬献的青铜，专为一名女子铸造。已故的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马承元曾跟我讲，这尊酒器是吴王赠送给西施的。

这尊青铜器是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宫廷用品，只有在祭祀或隆重的庆典活动中才能使用。在当时的贵族社会中，等级森严，君王所赐任何礼品必须在铭文中表明姓氏。嫁女娶妻都标国名或父姓，只有这件“夫差口”是特例，未有国名没有姓，表明这个女子不是贵族。原有社会地位低下，却在吴王宫中获得夫差宠幸，这个女子非西施莫属。

佳人去向：“被沉于江”还是“归隐五湖”

中国几千年来，美女何其多也，然因时乖运蹇，终被埋没者又何其多哉！在以严肃信实著称的《史记》中，《越王勾践世家》等写到了越国重臣范蠡，却唯独没有关于西施的叙述。

不过，史书中没有记载，并不等于西施在历史上不存在。我们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多次与西施“谋面”。《墨子》是最早提到西施名字的史料。《战国策》有云：“世无毛嫱、西施，王宫已充矣。”《庄子》中三次提到西施，其中“东施效颦”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管子》记载：“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降及两汉唐宋，提到西施的书甚多，如贾谊《新书》、刘向《说苑》等。

后世对一代佳人西施的去向，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被沉于江，二是跟随范蠡归隐于五湖。

先看“沉江说”。《史记》记载，范蠡离开越国后，带领全家人来到齐地，“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治产数十万”。在这里，根本没有西施的影子。

那么，西施究竟在哪里呢？相传勾践班师回越，携西施以归。越夫人潜使人引出，负以大石，沉于江中，曰：“此亡国之物，留之何为？”

抛开民间传说不谈，《墨子》里其实明确写着：“西施之沈，其美也。”我认为，这道出了西施的真正死因。“沈”在古代就是“沉”的意思。这句话就是说，西施被沉于水中，凄美而亡。墨子出生于春秋末期，距越国灭掉吴国的时间很近，很可能耳闻关于吴越的史事轶说，相关记载应该更接近于历史真相。

东汉赵晔在《吴越春秋》中说：“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而终。”鸱夷，是皮革制成的口袋。当年夫差派人送属镂剑，令伍子胥自杀。越国处死西施的手段，与其相似，即将其装入皮袋，投入江中。孟子曾说：“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这句话在告诉人们，越国在事前，只是把西施当成实现谋略的一颗棋子；在西施完成使命后，便把她作为一个“蒙不洁”的罪人给杀了。

再看“泛湖说”。范蠡带着西施泛舟五湖隐居起来的说法，最早见于东汉袁康的《越绝书》记载：“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这是说范蠡与西施，离开越国，来到理想的乐土，过上了美满的生活。

明代戏曲作家梁辰鱼的《浣纱记》进一步描述：范蠡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巡游故里，在诸暨苎萝山下若耶溪，偶遇正在浣纱的西施，为其天姿国色所倾。于是，二人以溪水之纱相订白首之约。不久，吴王领兵打进越国，越王勾践作了俘虏，范蠡也到吴国成为奴隶。三年以后，勾践夫妇和范蠡返回越国。勾践力图报仇雪耻，便采用范蠡所献的美人计。夫差一见西施，果然大喜，宠爱无比，最后反被越国灭掉。勾践正要论功行赏，范蠡却不愿做官，接了西施，隐姓埋名泛舟湖上。

民间还流传这样的说法：姑苏城破、吴国灭亡之时，范蠡匆匆来到吴宫深处，将西施救出，从水道进入云雾霭霭的太湖。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后，范蠡化名陶朱公，以其雄才大略，经商致富，与西施从此过着美满的生活，福寿双全而终。

对于西施和范蠡隐居，古人的诗词中也有很多描述。李白《西施》诗云：“一破夫差国，千秋竟不还。”苏轼的《水龙吟》写道：“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苏轼《范蠡》诗云：“谁遗姑苏有麋鹿，更怜夫子得西施。”杜牧《杜娘诗》诗云：“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

尽管相关故事有虚构的成分，但人们同情、热爱美丽的西施，敬仰功成身退的范蠡，不愿意看到这么好的女子被推到湖中淹死，于是传出了西施和范蠡泛舟同游江湖的佳话。这可能是大众所乐意看到的结局吧。

世人印象：报国之勇士，大众之“情人”

除了对历史进程产生的影响，西施身上的文化价值千百年来也为文人墨客所好。苏东坡“欲把西湖比西子”，道出了西施的文化高度：她是美丽、美好事物的象征，是儒家文化圈公认的美女。诸暨西施庙到南宋改为西子祠，就与这首诗有关。其实最早孟子就称西施为西子，但并未引起人们注意。一个普通女子竟然能和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等文化巨匠一样被人尊称为“子”，这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需要强调的是，西施对越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特别对越人集体性格的形成产生了积极而实在的作用。她的精神财富不仅是越人的文化遗产，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

一是报效家国，忍辱负重。在国难当头之际，西施忍辱负重，以身许国，与郑旦一起由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成为吴王最宠爱的妃子，把吴王迷惑得众叛亲离、无心于国事，为勾践的东山再起起了掩护作用，表现了一个爱国女子的高尚思想情操。有的人为一点蝇头小利而争名于朝堂、夺利于民间，做出不少人格低下的事情，与西施这种高尚的人格、宽阔的胸怀，形成了强烈反差。

二是刚烈侠义，贤慧双全。西施是刚毅有为的。一个乡野村姑，竟然担负起拯救越国的伟大使命，敢冒风险、勇于担当，没有侠义之气，是不可能的。这种为国献身的精神，深深影响了故乡的后人。抗日战争时期，流传一段俚语：“中国人怕日本佬的飞机，日本佬怕中国的诸暨。”原来，日本鬼子到诸暨时，遭到民众的顽强抵抗，小股部队常常有去无还。诸暨人性格刚烈、直来直去，这与他们一直推崇的宁折不弯精神有关，隐约可以看到西施刚烈的影子。

贤慧双全，这个“慧”是智慧的“慧”。西施作为一个乡间女子，在家时浣纱劳作，那是很艰苦的活。她希望用自己的辛苦付出，减轻父母的负担，让双亲能过上幸福的日子，这是贤惠之举。同时，西施又是聪慧之女。如果不聪明，怎敢只身虎穴、与狼共舞？一位浣纱女成为修养有素的宫女，待人接物大方得体、察言观色，在美女如云的吴宫脱颖而出，显然有着惊人的智慧和非凡之勇气。

三是姝妍绝世，美丽化身。西施成为美女的代表，成为人世间美丽的化身。人们耳熟能详的“情人眼里出西施”，最早可能出自明代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第五回——“他眼也不转看着元娘，越看越有趣，正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红楼梦》第七十九回也有此语——香菱笑道：“一则是天缘，二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茅盾在《恋爱与贞洁》一文中指出：“中国有句成语‘情人眼里出西施’，这真是一句不朽的金言。”

从民俗学角度来看，人们已将西施抽象成为美好事物的代表，演绎出一种西施文化现象。西施具有“沉鱼落雁”的美貌，水中的鱼儿看到她的惊艳容貌，都自愧不如而沉入江底；在国难当头之际，西施又有忍辱负重、以身许国的勇气；加上功成却被投入江湖的悲剧，深得民众的同情和爱戴。这些都使西施形象得以升华，成为一种崇高完美的象征。中国四大美女中，唯有西施拥有一种道德高度的文化精神和历史担当，故西施成为大众的“情人”，也在情理之中。

历史评价：亡吴“祸水”还是牺牲品

越国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子西施，被一场吴越之战，推到风口浪尖上，西施是幸运的，也是悲哀的。一个村姑被朝廷选中，又晓以利害、威胁引诱、软硬兼施，她又如何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在春秋战国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各国为达到削弱对方的目的，以选送美女作诱饵是常见的事，甚至像吕不韦那样馈献怀有身孕的美女，恐怕也并非“纯属虚构”。在中国古代，女子常常是悲剧的承担者：取胜了，是男人的功劳；失败了，则被视为祸水。西施就是这种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学者南怀瑾曾说：“西施常患胃病，捂着胸口皱着眉头，人以为美才被选中。她到吴国只知道‘去侍奉一个外国人’，可得些钱孝敬其父。因此吴人说她坏，越人说她好，好坏莫辨，这是春秋无义战的派生论的翻版，并不新鲜。但我以为，一介村女，已知爱国爱乡就很了不起了，如果让她当个贤德的吴妃去帮助夫差，那不成了叛徒？时下西施也被翻了出来走上荧屏，不过我劝观众在看此类剧的同时，不妨浏览一下史籍，不要忘了西施的本来面目。”

一些咏西施的诗篇，多把亡吴的根源归之于女色，客观上为统治者开脱或减轻了罪责，这显然是不公正的。这种陈腐的“女人祸水论”，历来受到人们的批驳。

唐代诗人崔道融《逛西施滩》云：“伯嚭亡吴国，西施陷恶名。浣纱春水急，似有不平声。”他把吴国之亡归咎于吴国的权臣，一翻西施亡吴旧案。晚唐诗人罗隐诗云：“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这首诗也反对将亡吴的罪责强加在西施身上，质疑并否定“女人是祸水”的论调。北宋政治家王安石也曾为西施鸣不平，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但愿君王诛宰嚭，不愁宫里有西施。”

亡国与权势者（君王及谋臣）本身有直接的关系，在以男人为中心的古代社会，女人怎么会导致一个国家灭亡呢？鲁迅曾对“女人亡国论”进一步予以辛辣讽刺。他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姬亡殷、西施亡吴、杨贵妃乱唐那些古老话。在男权社会里，女性是绝不会有这么大的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由男的负。但向来男性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

自古以来，世人对西施有种种传说和评议。在我看来，美丽无比的西施心怀报国之志，担负起拯救国家的重任，实在是可歌可泣。吴国也好，越国也罢，一朝一代的兴亡盛衰，有其自身发展规律，不是某一个人所能左右。我们应该肯定的是，在国破家亡时，举国上下的忧患意识、高度的凝聚力、强烈的复兴精神，才能使国家由弱转强、反败为胜，这是真正的强者之歌，并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也是后世歌颂之真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