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城内西五路北的革命公园里的革命亭旁，竖立着一块书状的碑石，上面记录着关于这座城市一段很重要的历史：“1926年4月15日，北洋军阀刘镇华率镇嵩军近10万人由豫西进入关中，围困西安，时间长达八个月，于11月28日解围，在西安被围期间，城内病､饿､战死的军民达数万多人⋯⋯”。
西安围困战影视剧照
在公园革命亭碑石后面是一圆形大冢，这似乎比碑石上的文字更能承载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据史料考证：碑石后东冢埋的全是男性，西冢埋的全是女性｡墓碑背后镌刻于右任手书《中吕醉高歌》:“名城高挂残晖，燕子犹寻故垒，兵民负土坟前泪，争祭当年饿鬼。”
陕西革命殉难军民合冢碑石
当年围城解除后，1927年春，于右任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主持陕政时，决定将围城期间死难人员及阵亡将士改葬在这里，并举行“陕西革命大祭及公葬”｡祭奠那日，西安城内，万人空巷，举城哀悼｡次日，男女老少，负土筑坟，从城郊北草滩到西五路之间，肩担车拉，人流滚滚｡在当时公园北段由西安各界负土修起了两个大冢，俗称“万人冢”｡
西安革命公园“万人冢”
刘镇华，河南人，虽然他率领的军队像土匪一样，军纪非常的败坏，但是他却不是土匪出身。按那时的资历怎么也算是一个老革命，在1908年间就已经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陕西辛亥革命成功后，刘镇华联络王天纵绿林武装在河南也开始起义，但是失败了。清军从河南反攻陕西，刘镇华和王天纵绿林武装在潼关加入陕军。民国成立后，开始裁军，陕西军政府东路大都督张坊是河南人，就让这一股绿林武装返回河南豫西，驻扎嵩山周边，这就是镇嵩军的由来。
刘镇华
由于镇嵩军的首领王天纵和陕军首领张凤翙都不是北洋系出身，袁世凯将两人明升暗降调到北京任职。刘镇华代替王天纵成了河南镇嵩军新首领，袁世凯的铁杆陆建章代替张凤翙成了陕西督军。有道是强龙不压地头蛇，陕军第四旅旅长陈树藩抓了陆建章的儿子，作为交换条件，陆建章辞职并保荐陈树藩当了陕西省长。
袁世凯去世，陈树藩投靠北洋皖系军阀段祺瑞，后护法运动兴起，陕西革命党成立靖国军与陈树藩作战，陈树藩屡战屡败随即求助刘镇华镇嵩军入陕帮忙。谁想引狼入室，结果刘镇华带了3个师进入了陕西，占了西安，直接把陈树藩撵走了自己当了省长，可以说是军阀混战，都是为了地盘，为了利益。
北洋直系阎相文带冯玉祥入陕，冯玉祥逼死阎相文自己当了陕西督军。刘镇华立即与冯玉祥结为拜把子兄弟。冯玉祥收编陕军主力靖国军出关参加直奉战争，临走之时将督军位子交给刘镇华，至此刘镇华督军、省长一肩挑，由于陕军主力随冯玉祥出关，镇嵩军独霸陕西军政大权，刘镇华竟然主政陕西达7年之久。
冯玉祥成立国民军后，随冯玉祥出征的陕军主力编为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奉命镇守河南。当时的格局比较怪，河南刘镇华带河南镇嵩军3个主力师占据陕西，留下憨玉琨一个师留守河南豫西。陕西胡景翼带陕军主力占据河南，留下部分陕军隶属国民三军留守陕西。可谓你的地盘我做主，我的地盘你做主。
胡景翼带陕军进驻河南，刘镇华本人就不乐意了，命令留守豫西的镇嵩军憨玉琨师阻止胡景翼国民二军进入河南，双方发生大战。刘镇华在陕西的三个主力师倾巢而出支援留守河南的憨玉琨，留守陕西的国民三军第二师也全部出动支援占据河南的胡景翼陕军。“胡憨大战”爆发，刘镇华10万镇嵩军除战死2万，其余或降或逃，土崩瓦解，再加上他的横征暴敛引起了陕西百姓的不满，最后他没有回到陕西，刘镇华只身渡河逃往山西，投靠阎锡山。
谁想一年后，胡景翼病死，岳维峻接任国民二军军长，同时发兵山西、山东、河北，扩大地盘。后遭晋冀鲁豫军阀联手群殴，国民二军数十万大军土崩瓦解，只有少部分逃回陕西。刘镇华看到了机会，于是又召集旧部，又笼络了10万人马，在山西阎锡山的武力支持下，卷土重来，企图夺取并能重执陕西军政大权，进攻陕西是他唯一的选择，因为如果他要成为军阀只能去陕西，当时河南是吴佩孚的地盘，他没有实力和吴佩孚抗横，而山西又在阎锡山手中，他更不是对手，四川军阀更是他没办法利用军事力量解决的，所以没有被军阀占领的陕西就成了他最好的选择。这就是“镇嵩军围西安”的前因后果。
民国西安城
1926年4月12日，"镇嵩军"前头部队已经抵达了西安东郊的灞桥镇，西安城危在旦夕，人心慌乱。在国民二军惨败之后，时任陕西军务督办的李虎臣化装成功逃回到了西安。他集结了国民二军留在陕西的部队守西安，第十师的一部和陕西陆军四师的两个团，总兵力不到5000人。这时，西安的一些与刘镇华有联系的士绅组成了一个"和平期成会"，准备劝说李虎臣部退出西安，迎接刘镇华入城。随之刘镇华也令李虎臣限期退出西安。面对如此复杂危急的情况，是退是守?李虎臣一时决策不下。这时，杨虎城的国民三军第三师正与陕西地方军阀吴新田交战于岐山一带。当得知"镇嵩军"逼近西安时，杨虎城立即放弃了乘胜追击吴新田部的机会，遂率部回师三原，准备策应西安。
二虎守西安
1926年4月14日，"镇嵩军"首先向西安东郊发动攻击，西安告急。李虎臣派特使朱子敏连夜赶赴三原，向杨虎城求援。李在电话里对杨说:"你来我就守，你不来我就走。"杨虎城遂与部属朱子敏、邓宝珊、田玉杰等进行了紧急磋商，共产党员魏野畴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杨虎城回忆说:"这时，原在靖国军的许多进步将领和进步人士，聚集在三原，和我商议，认为我们是一支训练有纪律的部队，要求我们与李虎臣联合起来，保卫西安，我召集了孙蔚如等高级军官会议，对当时国内军事政治形势作一研究，一致认为保卫西安，抗击'镇嵩军'对声援广东革命政府北伐，有重要战略意义，决定顺应全国革命趋势，拯救陕西，进军西安。
杨虎城在守城军官会议上指出:敌人兵力虽然强大于我，但西安城高池深利于守不利于攻;且北洋军阀之间矛盾重重，只要我们能坚守半年，国内政治必有变化，我们就可以取得胜利。
会后杨虎城留下李子高旅与田玉杰部共同防守三原、泾阳，为西安守城部队留下一个支撑点。立即命令其余各部迅速驰援西安。杨虎城首先派孙蔚如的第二支队，占领渭北通往西安的重要渡口西安北郊的草滩镇，准备船只，掩护大部队渡过浐河。这时"镇嵩军"的先头部队也距离草滩镇不远了，他们也想占领草滩镇，截断交通阻止杨虎城部对西安的增援。为了抢占时机，杨部主力冯钦哉、姬汇伯两旅连夜渡河。
4月15日姬汇伯旅从西安北门入城，此时"镇嵩军"的部队开始了对东郊的攻击，占领了东郊的韩森寨，进至东关附近，情况十分危急。部队未及吃饭休息，立即开赴战场，经过一昼夜的英勇战斗，终于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将战局稳定了下来，西安渡过了第一次破城的危机。4月17日，刘镇华亲率幕僚抵达西安东郊，并把总司令部设立于十里铺。
此时，"和平期成会"的几个士绅前往拜见，请其"稍缓入城，以便他们准备欢迎仪式"。当时，刘镇华认为，李虎臣在河南已是他手下败将，几千人也不是他10万大军的对手;杨虎城部虽有战斗力，但军力充其量也就5000人马，在力量这么悬殊的情况下，杨虎城不应该来西安趟浑水，冒全军被围歼的风险。就下令全军休整三天。而这三天，为坚守西安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正当刘镇华等着李虎臣退出西安城，他在隆重的欢迎式中进入西安时。突然闻报，交战部队中有带红帽圈的(杨虎城的部队一直保留着靖国军标饰的红帽圈，从中可见出杨对靖国军的感情)，大吃一惊。夺城的刘镇华原以为凭借自己的绝对优势，可以顺利占据西安，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老对手杨虎城挡在了面前。他才知道这是杨虎城的部队进城了，原来操在手上的胜券已在轻敌中丢失了。他立即下令对西安实行合围。
“镇嵩军”的口号是“打进西安城，随便抢三天”！方针是：“打不死困死，困不死饿死！”一场长达200多天的围城之战由此拉开。
镇嵩军
1926年4月18日，杨虎城率领其后卫部队进入西安，从而稳定了西安战局和民心，正式揭开了西安保卫战的大幕。杨虎城进入西安后，遇到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建立统一的指挥机构和有效的城防系统。当时，守城的部队有李虎臣部国民二军第十师的一部，卫定一的陕西陆军四师的两个团，杨虎城的国民三军第三师。战前分属不同的系统，从未在一起合作过。总兵力仅有8500余人，对外号称万余人。论实力，杨部最强;论地位李曾是陕西军务督办，官职最高。
右二为李虎臣
1926年5月10日晚，李虎臣突然从军营中失踪。顿时谣言四起，有人说李已经越城逃走，遂使人心惶惑不安。杨虎城闻讯非常着急，派人千方百计到处寻找，终于在5月17日才将李虎臣从他的前部下家中找到。杨虎城亲自上门陪同李虎臣回到家中，并与李密谈了半夜。杨明确向李表示，只要李愿意坚守西安，他甘居其下，听李的指挥。由于杨虎城的坦诚和真挚消除了李虎臣的一些猜忌与顾虑，两人决定召开会议，解决统一指挥问题，加强团结，共同对敌。
5月19日李虎臣主持召开了各方将领会议，会上杨虎城主动提议取消国民二军、三军名称，一律改称陕军;以李虎臣为陕军总司令兼第一师师长，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兼第三师师长，田玉洁为副总司令兼第二师师长，邓宝珊为指挥，卫定一为副指挥兼第四师师长。与会将领一致通过了上述提议，并通电昭告全国。
杨虎城为了表示与友军的一致，还主动取消了他的部队多年来军帽上边的红布圈。设立了西安城防司令部，负责维护城内社会秩序;成立了军警联合督察处，处理各种事务、纠纷。为了加强防御，明确职责，会议将部队重新进行了部署:第一师刘文伯旅，兵力约6个营，防守南面城墙及南关;第三师姬汇伯旅和孙蔚如的游击支队，兵力约10 个营，防守北面城墙及北关;第三师冯钦哉旅和黑子斌(宪章)游击支队，兵力约6 个营防守东面城墙及东关;第四师卫定一部沈仲斐团和遆松山团，兵力约3 个营，防守西面城墙及西关。此外，设立总粮台管理粮草。这些措施，对坚守西安，取得胜利，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围城初始，刘镇华计划从西安东、北、南三面进攻，只留出西关不动。自以为守城军队在他的攻击下会从西门败退撤出，届时就可消灭之。不料到了1926年5月15日，守城军队都没有任何撤出的动静。刘镇华这才把西门也围了起来。至此，西安陷入了四面包围之中。只是，城关附近的红庙坡、小雁塔等处仍为国民军所控制。西安四周相继成为战场，郊区民众扶老携幼，纷纷进城避难;城内民众因为缺粮，又欲逃往城外。城外的想进来，城里的想出去，这是西安"围城"的真实写照。
刘镇华围城后，依仗着优势兵力和强大火力，在阎锡山、吴佩孚的军火、空军支援下，对西安发动了数次猛烈进攻，经过守城将士奋勇拼杀，浴血奋战，粉碎了敌人的企图。其中比较险恶的战斗有:1926年4月26日上午，"镇嵩军"向红庙坡一带的火烧壁、张家村发动进攻。而守城军队在此地区兵力薄弱防线辽阔，在与"镇嵩军"激战约1小时后便向南败退，"镇嵩军"占领了火烧壁，并乘胜向西关进攻。西关百姓纷纷逃往城里，致使西关至西大街一带秩序大乱。当时，李虎臣部团长李定五正在总部开会，接到增援的命令立即赶回部队，准备率领部队赶往增援。当他在返回部队途中，遇到了前来接他的护兵及20多匹军马。
李团长骑上马带这20人马赶往西关时，因麦子已长高，只闻枪声，分不出敌我。溃退的部队看到这一行人马飞奔而来，以为是骑兵来增援了，顿时士气大振，转头向敌人反攻。官兵努力，一鼓作气，不但阻止了敌人进攻，还夺回了火烧壁等处的阵地。激战到傍晚，缴获枪支180余枝，俘虏敌官兵60多人。1926年5月25日，"镇嵩军"集中数十门大炮，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以重兵向杨虎城部守卫的东关和北关发动进攻，大批步兵扑到城下准备登城，杨部官兵冒着敌方密集炮火英勇反击，经过5个多小时的激战，敌军终因伤亡过大而撤退。为了不断打击和消耗敌军，守城部队经常抽调精锐部队，利用夜幕为掩护，出城袭击"镇嵩军"。以消灭敌有生力量和打击敌士气为目的，大都是给敌以重创后，又撤回原阵地。
刘镇华对守城部队的夜间出击十分头痛并无奈，就从西安附近村子强征了一大批民夫，在城墙的四面掘长堑以困城。堑宽、深均约3米多，堑后筑堡垒设大炮。西安城墙高峻、护城河沟深壕宽，易守难攻，刘镇华为拿下西安确实费了不少心计，想了不少办法。除了掘长堑、筑堡垒外，还采用了挖地道的办法。
刘镇华从河南巩县兵工厂调来专业技术人员，挖掘地道，准备用来装填炸药，爆破城墙。不料却被"镇嵩军"强派进城来打探守军情况的农民报告了守城部队，说"镇嵩军"正在城墙外东北方向挖地洞，但不知确切地点。杨虎城得到这一情报后非常重视，派副官李秀侠、卫队孙辅臣专门负责寻截。电影《地道战》中日本人将大缸埋在地下以侦听开掘地道之声，而西安守军则远比小鬼子要聪明得多，他们将大铜锣紧贴在地面，人俯耳其上侦听，郊果极佳，为了时时能够掌握敌军开掘情况，他们又精选豌豆置于锣内，地下稍有动静，锣中豌豆便有反应，镇嵩军开掘的多条地道均被守军侦破。于此同时，守军又于城内深挖沟渠，一旦侦破或对方挖至沟渠处，守军即向洞中抛入点燃的柴草和干辣椒，将浓烟竭力扇入洞中，同时，乱枪扫射，手榴弹轰击，洞中的镇嵩军皆被一一歼灭或逐回。
敌不甘心失败，此后利用程东关的几家骡马店和几座砖瓦窑的隐蔽地形，秘密挖掘地道四五百米，将装有几千斤火药的三口棺材运入了地道，于1926年6月8日凌晨进行引爆。所幸的是，由于是火药而不是炸药，只把北梢门偏北的城墙炸塌了一小部分。爆炸时声音巨大，不但将不少守军从城上震跌下来，而且也将更多的准备攻城的"镇嵩军"给震昏了。为守城部队恢复城防阵地赢得了时间。另一处地道，因未挖至城下，爆炸仅损坏了关墙极小部分，没有伤及防守阵地。在这种情况下，"镇嵩军"仍然发动了几次攀登城墙的进攻，都被守军击退了。以后，又进行了几次"地道战"，都以"镇嵩军"的失败而告终。
西安城墙内都是用土、石灰和糯米汁混合打造，外部还铺上了青砖，厚度都在10米以上，异常坚固。西安的城墙见证了这段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历史，依然耸立至今。"镇嵩军"围攻西安，数月不下，刘镇华十分焦急，遂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策。据说会上"镇嵩军"四师师长王振首自告奋勇，表示该师愿意担任主攻，向守军发动一次猛攻。但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求刘镇华拿出一笔数万元的现款，以组织敢死队，待成功后再发若干奖金;二是要刘的炮兵团给予火力支持。刘镇华在情急之下，同意了这些要求。
1926年7月22日晚，敌人准备了50多架云梯，组织了一支300多人的敢死队，以敢死队在先，三个团在后，在数十门大炮的猛烈炮火掩护下，以东北城角为突破点，发动了猛攻。敢死队员在金钱的刺激下，冒死攀登，有数十人居然爬上了城头。守军发现后仓促迎战，孙蔚如率领部队用大刀与敌肉搏，并向城下投掷"麻辫子"炸弹(土制炸弹)。孙蔚如等军官负伤后都不下火线，鼓舞了士兵们的斗志。
李定五在《坚守西安纪实》一文中记录这场战斗时说:7月22日晚，适我军中级以上军官在三意社晚会(当时叫堂会)。著名演员刘立杰演完《乾隆打宫》，接着韩启民的《断桥》刚出台，突然有一副官仓皇走近杨虎城副司令身旁，低声报告。李虎臣、杨虎城、卫定一旋又交头说了几句，杨即起立向在场军官下达紧急命令说:据报敌人今晚由东北城角大举攻城，已将我军口令盗去，今晚口令改称"杀敌";冯(钦哉)、姬(汇伯)两部各抽一营准备增援，其余各部军官赶快各回原防，严加防守。
大家走出三意社，突闻东北方面炮声隆隆，继又听到机枪、步枪和敌人的呐喊声，震耳欲聋。李、杨又高声喊叫:"一律向城东北方面增援御敌。"陕军有一个特点，跟随官长的弁护人员很多，而且多是勇敢善战、射击技术高明的人。今天又是他们自己的长官亲自率领，更显得勇猛异常，到达阵地，即时投入战斗，大喊"杀呀!杀呀!"守城部队见长官及援兵已到，鼓舞很大。城墙被敌击毁很多，血迹遍地。敌人还在继续猛攻，且大部已接近城下，有的从云梯上爬了上来，都被我军击落，战况至烈。
战斗一直继续到23日下午，敌伤亡甚大，才被迫撤退，我军亦牺牲不少，姬部参谋长王俊僧阵亡。我军在敌撤退后出城清理战场，见敌云梯数十具，梯上悬挂白布裹的各种赏金，其千元以上的盖有刘镇华的关防，数百元的盖有柴云升的关防。这次战斗击毙敌人600余人、军官1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和云梯。这是坚守西安规模最大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城外的敌人挖空心思设法破城，城里的守军也在设法诱敌消灭。
1926年8月以后，随着城里的粮食、弹药等逐渐匮乏，守军主动缩小了防御圈，放弃了城外的阵地，进城进行防守，敌军直抵城下，两军的距离十分接近。于是，双方基层官兵在战斗的间隙也有接触。碰巧的是，1926年9月中旬，守卫西城的一个连长叫戴万镒，原来是李虎臣部第十师十九旅手枪队队长，在河南时被俘后投降了"镇嵩军"，在"镇嵩军"中当了一个团长，后来又退伍回到陕西。之后不久，又来西安托人说情，在李部当了一名连长。在驻守城西北角时，通过手下一个排长(河南人)牵线，私自下城与"镇嵩军"贾济川师暗中来往。经过贾济川一番利诱，接受了贾的团长任命状，双方约定9月18日晚上献城。戴连长回到城上，左思右想，十分矛盾，感到自己这样做，是背叛陕西乡里，助纣为虐，罪大恶极，子孙将永为人不齿，最后向李虎臣做了坦白。
李虎臣、杨虎城得知此情后，决定将计就计，诱歼敌人。他们立即作了以下部署:一是杨部抽调两个营,各配重机枪一连,潜伏在黑女坟附近,当敌溃退时进行夹击和追击;二是李部抽调两个营,各配重机枪一连, 潜伏于西关外护城河边, 当敌溃退时配合黑女坟的部队对敌进行夹击和追击;三是从李、杨部再各抽精兵两连,加强西北部的城防，并从各自的警卫中抽150人组成"吊敌队"，每人准备绳子一条，用于在城上把敌人吊上来;四是由李部警卫团抽兵一营，分布于城内西北角及两侧，将负责捆绑和看管吊进城的敌兵。
指令在敌人未发现守军的作战企图前，各部队必须保持肃静，不准喧哗。9月18日晚11时半左右，"镇嵩军"贾济川师长亲自指挥约三旅之众，携带大量云梯和其他攀城工具，悄悄向城西北潜行，先头部队的一个营到达护城河边，即派人与戴万镒联系。当两人联系好后，"镇嵩军"的士兵就用自带的攀城工具和城上放下来的绳子，开始爬城了。当一旦爬上去，就被守城的士兵直接放倒先缴枪，同时用毛巾、破布等物塞入口里，防止叫喊，迅速转送城内，由城内部队捆绑、看管。就这样前前后后诱吊了一百多人镇嵩军。
遗憾的是当李虎臣的护卫马弁苏养森去缴敌一连长的盒子枪时遭到反抗，苏用枪去吓唬时不慎走了火。城下的敌人听到打枪就喊话，城上的士兵没沉住气，就相继向城下开起火来。一时间，炸弹齐掷，砖石俱下，来敌混乱，自相践踏，仓皇逃命。在城外埋伏的部队，随即向逃敌展开了夹击和追击。这一仗"镇嵩军"伤亡惨重，丢下了数百具尸体，当晚缴获的枪支就有400多，第二天还从护城河里捞出了长短枪二百余枝。这是坚守西安时期"镇嵩军"伤亡最大，守军缴获最大的一仗。此战，完完全全地展示了中国北方军人的凶悍与血勇之气，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此战也显示了镇嵩军的火力凶猛和守军的装备低劣，然而，也正是此战让刘镇华认识了陕西愣娃战士的强悍战斗力。
刘镇华的军事进攻在守军的英勇反击下都遭到了惨败。于是他就将军事的重点由"攻"转为了"围"，企图从物质和精神上摧垮守军。1926年6月初，城外小麦成熟。刘镇华为了断绝城里的粮源，不管百姓死活令部下放火，纵火焚毁了西安郊区10万多亩就要收获的麦子。一时间，"白天浓烟蔽日，入夜火光烛天"。乡亲们眼看着辛苦了一年，即将到手赖以活命的粮食被毁，痛恨以极。从心里痛恨刘镇华和"镇嵩军"，更加支持西安保卫战。坚守西安，粮食是主要的条件之一。以往西安城内存粮不多，都依赖外县运来。所幸围城的前一年，陕西小麦丰收，因地方战争频起，有钱人、地主等纷纷进入西安避灾，遂附带运入一大批粮食。所以在围城后过了五六个月之久，虽说粮价逐渐上涨，但尚有买卖。
而7月以后，粮食问题就十分严重起来。起初，是价格不断上涨，接着是有价无市买不到粮。为了减轻粮食压力，守军曾组织了几次掩护群众突围逃生的行动，因敌人火力封锁，都没有能成功突围。到了秋冬之季，百姓冻饿倒毙街头的情况时有发生。由于缺粮，也发生了一些守军擅自闯入民宅搜粮的事件。为严肃军纪，维护百姓利益，守军总司令部布告全体官兵:严禁进入居民家中搜粮，违者严惩不贷。杨虎城手下的上尉副官赵文魁，因违反此项军规被枭首示众。杨虎城召集其部营以上军官讲话:"北洋军阀祸国殃民，是人民的敌人，刘镇华是北洋军阀的走狗，我们抗击刘镇华，就是直接打击北洋军阀，也就是协助革命军北伐。
我们坚守西安也是为西北革命军人争人格，我们一定要坚守到底，取得最后胜利。万一不幸西安被敌攻破，我部官兵必须坚守防地，与城共存亡，与敌巷战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不要大家战死而我独生，我已下定决心，城破之日我就自戕于钟搂底下，以谢大家，以谢人民。"讲到此，声泪俱下，听者深受感动许多人都流下热泪。他又说:"我们革命是为救国救民，尚不顾老百姓，怎能算得革命。
近来，各部队往往各派官兵到居民家中征粮，秩序太乱，这还能坚守西安吗?从今天起，各部队必须营长以上官长才准许征粮。倘有不遵规定，私自征粮者，在哪里查出，即枪毙在哪里。"从而刹住了部队入民宅搜粮的歪风。守军绝粮后，李虎臣、杨虎城等将领将自己心爱的坐骑交给士兵宰杀充饥。而百姓们也到了无以果腹，"掘鼠罗雀"的地步。守城的最大问题是粮食。关中号称八百里秦川，以产小麦为主。守城前一年，关中特大丰收，西安城里的商号和居民多有贮粮，粮商们囤积的更多，为坚守西安提供了一定保证。但原估计可维持城内10万居民和1万多部队需求5个月的粮食，因数万难民的涌入不到2个月就逐渐不继。
仅仅三个月后，士兵就开始食用混合面。以后士兵口粮一减再减，不得不杀马飨军，李虎臣有一匹“黑老虎”的千里马也杀了充军粮，以激励士气。到后期，守城士兵们每天只能分到2两黑糖、4两烧酒。城内居民更为悲惨。城内一切油渣、酒类、中药材、皮革乃至树皮草根，只要能充饥的全都吃光。后来，可以取暖的木料、树木都烧得一干二净。
曾亲历围城的赵文杰在《西安城坚守记》中描述:“10月中旬，突降大雪，居民饥寒交迫，饿死者与日俱增，有一天路毙的竟达数百人。街头可以看到倚门而立的、坐于墙角的、躺于路上的、均系饿死之人。入冬以后，更是饿殍载道，无人收埋。这时，西安已经没有狗了。(入夜)除城上间有火光外，城内一片漆黑，形同死城。”
被困在西安城内的十余万军民更是饥寒交迫，仅以麸糠、油渣、树皮果腹，甚至将牛皮制品煮了充饥，前后长达八九个月之久。其间，饿、病、冻、战死的军民有五万多。由于不得出城安葬，只好在皇城东北角的空地上掘得两个“万人坑”，将死者草草掩埋。处此绝境，几乎每日都有死尸抬来，有时甚至上百。因为没有棺椁，坑小尸多，不得不层层叠压，情状甚为凄惨。
饿死的市民
入冬以后，天气渐冷。每天都有数百千人倒毙在街头巷尾。就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广大守城官兵忍饥挨饿，依然坚守着自己的防线。刘镇华则一面采用军事和经济的手段对付西安军民，一面使用出分化、利诱、威胁等卑劣手段来。他先利用张益谦(陕西华县人，曾任财政司司长，因贪污甚多，逃往山东)持原陕西督军陈树藩的信来讲和。李虎臣允许见面，而杨虎城和卫定一都不同意。李与张约定，让张从东梢门进城，并派人去接，杨虎城得知后便命令守军当看见张益谦人影出现时，即开枪射击，吓的张狼狈逃遁，没有完成任务。
接着是城内大绅褚小毖鼓吹"和平"，暗通城外敌军为其刺探军情。被杨虎城发现后逮捕枪毙，镇压了城内的投降活动。这是坚守西安时的一个重大事件，从此再无人敢提"和平"问题了。 1926年9月26日，吴佩孚派飞机轰炸西安，并散发传单，分别悬赏10万元和5万元，索取李虎臣、杨虎城的首级。
1926年10月24日，又有两架飞机飞临西安上空抛撒传单，进行挑拨离间、威胁利诱，但守城军民始终不为所动。刘镇华黔驴技穷，气急败坏。他得知杨虎城在城内守军中是最"死硬"的，而杨又是个大孝子，对母亲极其孝顺的消息后，就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四处派人搜寻杨的家人，企图以杨母来胁迫杨虎城就范，动摇其守城的决心。对刘镇华的阴谋，杨虎城不为所动。杨下令，不许任何人在他面前提起有关他母亲的任何事情，违者重罚。
杨虎城将军的长子杨拯民回忆说:"刘镇华派人到处搜寻祖母孙一莲。为了避难，当时祖母和蕙兰娘带着我正在由富平县向北同官(现在的潼关)转移。有一天，我们正奔波在路途中，突然遇到一小股士兵拦截盘查，和护送我们的护卫兵交上了火，枪声不绝。祖母把我抱到一个崖边，背靠着土岩躲避。祖母怕我的耳膜被枪炮声震坏，就用手将我的两耳紧紧掩住。过了好大一会儿枪声才平静下来。得知原来对方是井岳秀部划过来的由左协中率领的那部分队伍，他们正在巡逻。一家人却闹了个误会，虚惊一场。"
由于西安军民的浴血奋战，拖住了北洋军阀的数万大军，有力地支援了南方的北伐战争;为冯玉祥在苏联人和共产党人的支持下重新组建国民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1926年年初，时为国民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在北洋军阀的压迫下，被迫通电辞职，并将国民军改称为"西北军"。自己由蒙古进入苏联进行考察访问。5月间到达莫斯科，会见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党、政、军领导人。接触了中共旅莫支部负责人刘伯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等。在刘伯坚、蔡和森等人的帮助下，冯玉祥的思想有所转变。
冯玉祥
1926年7月初，在国民革命政府发布北伐动员令、中共中央发表北伐宣言后，中共北方负责人李大钊委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于右任前往苏联敦促冯玉祥回国。希望冯重整国民军，参加北伐。7月下旬，于右任抵达了莫斯科，与冯玉祥进行了会晤。会谈中冯玉祥欣然接受了李大钊关于"重整国民军，进军西北，解西安之围;出潼关，策应北伐"的建议。并争取到了苏联政府的一些军事与财政援助。
1926年8月中旬，于右任、冯玉祥先后从莫斯科起程，由蒙古回国。在冯玉祥的要求下，中共派出了刘伯坚、邓小平等30多名共产党员回国，到西北军中从事政治工作;苏联政府派出了乌斯曼诺夫等10多位军事、政治顾问帮助国民军，并在物质上给予很大的援助。9月7日，国民革命军占领汉口。9月17日，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国民军联军在绥远五原举行誓师授旗典礼大会。于右任代表国民党中央向国民军联军授旗。由孙良诚任援陕军总指挥，方振武为副总指挥，率部分别从甘肃和绥远五原入陕以解西安之围。
当时，西安城内还没有无线电设备，通讯完全要依赖人的传递。围城后西安与外界的联系完全断绝。守军开始并不知道形势发生的变化，后来传来冯玉祥五原誓师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西安军民战胜刘镇华的信心。10月初，孙良诚为首的援陕军前锋已到陕西兴平。10月中旬，于右任在乾县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商定由孙良诚部驰援西安守城军民，并采纳邓宝珊之建议确定部队由兴平强渡渭河东进。
三原解围
10月20日，三原之围解除。以于右任为总司令的陕西国民二军、三军临时总司令部在三原成立。随后，援陕国民军和陕西国民军联合向刘镇华的"镇嵩军"发动了进攻，力图打破对西安的围困。西安的守城军民已经听到了隆隆的炮声，期待着最后的胜利。可是，国民军的进攻遇到了敌人的顽强抵抗。孙良诚部在咸阳作战受挫，使其一度产生准备撤退的想法。当他把这一想法与苏联顾问商量时，苏联顾问严肃地对他说:"孙将军，什么叫援军?西安数万军民被敌人围困了那么久，日夜在盼望我们，而我们一失利就退却，将如何面对被围困的军民?我不同意这样的计划。"孙良诚坚持要退却，苏联顾问也急了说:"我没有接到退却的命令，你要退可以，但请你先把我枪毙掉，否则你就不能退。
在这位苏联顾问坚持下，孙良诚打消了退却的念头，率领部队经过四十几天的奋勇作战，加之城内部队的不断出击，终于在11月27日晚，迫使刘镇华的"镇嵩军"全线撤退，西安解围了!当晚，西安城内军民兴奋得彻夜未眠。第二天，天还未亮。"男女同胞扶老携幼，游街玩巷，不啻奔出水深火热之中。浩劫余生，庆骨肉之团圆，狱中饿囚，睹和平丰乐之象，正如饮清凉散，坐春风中"。
坚守西安之战，是在杨虎城等国民党人的领导下，在以魏野畴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社会进步力量的积极参与下，在广大人民群众舍生忘死的支持下进行的，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守城战中，首先是杨虎城发挥了领导核心作用。他以谦虚和团结精神，促成建立了以李虎臣为首的统一指挥机构;他不拥兵自重，而勇挑重担，他所属的部队担任的防线最长、任务最重;几次凶险恶战，他都身先士卒，英勇杀敌，化险为夷;守城期间，局势多变，但杨虎城始终立场坚定，处乱不惊。
1926年11月7日，北京《晨报》报道:陕西省城固守城内之陕军，杨虎城态度极为坚决，绝对不与刘镇华言和。杨对部下宣称:"虽留我一人，我还非死守不可。有倡言和者，即以军法从事。"月前曾以言和杨真枪决数人，于此可见其态度之坚决。李虎臣虽较缓和，不无有与刘军言和之可能，但亦以格于杨势，不能特立独行。西安守城的胜利，也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成功合作的典范。共产党人魏野畴在开始决策是否守城时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守城期间，魏野畴、杨明轩、刘含初等运用其身份对李虎臣、杨虎城、卫定一等高级将领及广大守城官兵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宣传和鼓动工作。
中共西安地委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名义(当时国、共两党为一家)，积极开展了许多支持陕军坚守西安的活动:组织学生，成立宣传队。对市民和守城部队进行鼓动和宣传，坚定广大军民的战斗决心和争取胜利的信心;同时发动妇女组成妇女慰劳队，以多种形式慰劳守城官兵，鼓舞了广大官兵的战斗士气。城中缺粮后，又发动妇女和青年学生参加社会救济活动。组成纠察队协助维护社会秩序。
为了使西安早日解围，共产党人魏野畴、张含辉、侯德普等人冒险化装出城，分赴咸阳、三原向国民军求援。有的则到西安周边农村，发动农民组织武装，打击骚扰"镇嵩军"，支援了守城战斗。"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这个自古以来的真理，也充分体现在了西安守城这段历史上。刘镇华的"镇嵩军"为压迫人民，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北洋军阀所驱使，从根本上就站到了广大民众的对立面。刘镇华以"打到陕西升官发财"为口号引诱官兵为其卖命，纵容部下肆虐百姓。使广大陕西人民不得不起来与其作对。加之他又作出焚烧麦田;强征大量民夫挖掘围困西安的沟壑;断交西安粮源等让广大民众深恶痛绝的坏事，导致了他的必然失败。
当时上海《民国日报》刊登的1926年8月13日北京特约通信说:"临潼、渭南、华阴、华县、商洛、同州、朝邑等十多县及渭北各大镇，前后为刘氏之嵩军占据，恣意诬扰，闾阎为墟。如临潼之士绅段南臣、寇枚臣、张铸等11人，均由嵩匪绑至县内行营，用刺刀刺背三口，以白布浸石油使火燃之，迫令交款，各索三万五万不等，日日以此极刑拷之，钱未交齐，人竟毙命。渭南绅士李少白、刘鸿基六七人，或用上项刑拷或以椒面及醋灌诸鼻孔，置刘、李于死地。其他各县富绅财主死者，不胜枚举。最难堪者，强劫奸淫之不足，船载妇女东行，月必数起，是可忍，孰不可忍。省东人民逃之尽已，似此情形，刘氏在陕，尚能立足乎?"面对这些暴行，陕西人民纷纷起来反抗。1926年5月中旬，临潼、渭南等地的部分农民发起"交农"运动，武装反对"镇嵩军"的征粮派款。
6月间周至县数万农民举行武装暴动，沉重打击了西安西部的北洋军。10月，共产党人张含辉、侯德普到蓝田组织起农民自卫军，打垮了"镇嵩军"的一个营，占领了一些粮库，将库中的粮食分给了当地的贫苦群众。这些斗争都有力地支援了西安的守城。更为突出的是，当时城内外的联络完全依赖人的传递。由于敌人严密封锁，往来实在危险不易，许多送信人员都牺牲在了"镇嵩军"的封锁线上。
当时，城南某村有一位老妇人，激于"镇嵩军"肆虐百姓的暴行，甘愿为守军充当义务交通员。她不计报酬，不畏劳苦，不惧危险，经常长途跋涉，进出城关为守军传递重要信息。国民军由五原到达甘肃的消息就是由她带进城的。当国民军入陕后，为与城内守军联系，将信写在白绫上藏在她的裹脚内送进城中，遗憾的是在她完成任务出城时，被敌人射杀在城外，她没有留下姓名。可这位无名的女英雄的功绩，成千上万为国民革命献出生命的人们和这段历史，人们应该铭记。
1926年11月28日，冯玉祥援军解围，西安重见天日。城内所见，树无皮，草无根，人无颜色，满目疮痍。守城期间，由于断粮，死难军民达4万多人。祭奠那日，西安城内，万人空巷，举城哀悼。次日，男女老少，负土筑坟，从草滩到西五路之间，肩担车拉，人流滚滚。两座坟茔所在之处，被命名:革命公园。纪念烈士，永志不忘。陕西人民为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正如杨虎城当时所说的16个字，"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
杨虎城将军像
西安的围城战役，表面上是旧中国的新旧军阀的争夺。实际上有着许多各种政治势力在相互博弈。总体上是进步实力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西安人民的牺牲也是相当巨大的。由于种种原因，十年后杨虎城和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举世闻名，但"西安围城"就罕为人知。因为此后的历史走向就进入了革命史序列，冯玉祥"礼送"清党，杨虎城则在中原大战时与冯玉祥分道扬镳，支持了蒋介石方面，成为继冯玉祥之后的西北军政要员。没有"西安围城"，也就没有此后的杨虎城，也就不会发生"西安事变"。所以目前看来对西安围城要有足够的肯定。
西安革命公园
1930年11月28日，杨虎城出席西安各界举行的庆祝坚守西安胜利四周年大会并讲话。他说:"今天是坚守西安胜利第四周年纪念日。回想在西安被围八个月的中间，民众和军队所受的痛苦以及悲惨的情形，在今天纪念的当中，我们痛定思痛，依然有无限的伤心。今日在会场的人们，不乏参与其事的人，我们回想过去，真有无限的伤心!""我们坚守西安的结果，在中国国民革命的历史上，的确有极大的关系，并且占最光荣的一页。北伐所以能够早日完成和陕西民众能够由北洋军阀的势力之下得到解放，都是坚守西安的结果。
当时北洋军阀长驱西进，想消灭西北上的革命势力，夺取西北的阵地，以遂其割据的野心。假使西安不守，则西北革命归于消灭，北洋军阀一定拿全副力量，抵抗南方的革命势力。那么，革命成功的路程，恐怕远得多了。因为坚守西安的结果，一方面使南方革命势力得有长足的进展;而西北革命势力，也继续膨胀，使北洋军阀的统治基础，迅速地崩溃，以至于没落，使革命早日成功。固然，我们蒙受了4万人的最大空前牺牲，但结果是以少数的牺牲，换来大多数的幸福。所以在坚守西安的效果上来说，是促成中国革命的早日成功，缩短北伐的时间。这是坚守西安所牺牲的代价。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牢记西安历史上的劫难，才越发凸显和平的来之不易，珍惜当下，安享生活。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城内西五路北的革命公园里的革命亭旁，竖立着一块书状的碑石，上面记录着关于这座城市一段很重要的历史：“1926年4月15日，北洋军阀刘镇华率镇嵩军近10万人由豫西进入关中，围困西安，...
2022-07-11 15:3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