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没有科举吗？不，它有，只是比较艰难坎坷罢了

之前看头条的时候，见有些网友说因为元代没有科举导致读书人没事儿干，只能写戏剧，所以元代杂剧闻名于世。

对于元朝没有科举这个观点我是心存疑问的。科举制自隋朝创立以来，一直是统治阶级稳定统治的利器，元朝会不用吗？带着这个疑问，我去查了资料。

据百科介绍，元代科举一共举行了十六次，史称“元十六考”，考中进士的共计1139人。到了这里就知道了，元代没有科举的观点是错误的。

顺着资料介绍我对元代科举进一步地了解，发现元代虽然有科举，但是元代的科举历尽了坎坷，不仅恢复困难，而且恢复后还被两度废止。

早在元太宗窝阔台九年（公元1237年），中书令耶律楚材就建议以科举选士，被采纳并于当年八月下诏决定次年“历诸路考试”。

耶律楚材像

元太宗十年（公元1238年），（元史记载）“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路长官同署公事”。考试得士凡四千零三十人，称戊戌选。

按当初耶律楚材的设想，是以此次考试为开端，逐渐恢复科举选士制度。戊戌选合格者便取得了进一步参加“精选”的资格，而再辟举场，则可取其中精英入仕。戊戌选是精选的初试或预试。

但这次的科举安排并没有按计划进行，因“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由耶律楚材建议的恢复科举取士的尝试竟以失败告终。

此后，科举取士停废多年，不曾被提及。直至元世祖即位后，在积极推行汉法的同时，也曾反复多次议论恢复科举。

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曾有大臣多次提出恢复科举，但由于忽必烈看重治国之术，对儒生“日为词赋空文”深怀不满；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发现科举实行几代后，其本身的道弊也逐渐暴露，读书应试者死守章句，专心于场屋程文，不通世务，难成治国之才，科举选拔人才的实际作用已大大减弱，故对恢复科举并不热心。

元世祖忽必烈

科举没有立即恢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元朝初期，大量宗室、勋臣和怯薛子弟入仕为官，又接收了金朝降臣、降将，汉人世侯也各自辟置了官属和幕僚，元廷没有通过科举选拔官员的迫切需要。不过由于呼吁恢复科举者也大有人在，因而长期以来，关于恢复科举的议论和筹备工作也一直没有停止。

在官僚队伍的补充和更新方面，由于不能以科举选士，则不得不开辟新途径。而某些低级官员出现空缺时，也常常以吏员升职，久而久之，吏员出职逐渐制度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科举停废造成的人才短缺现象。灭宋后，又搜罗了一些南宋儒生。忽必烈后期，多以儒臣任监察和词苑职务，通过他们掌握舆情和整顿吏治，也能大体上维持元朝社会关系的平衡。

这种用人政策的实施使科举选士的重要性降低，科举已不再是选士的重要途径。成宗、武宗的经历又是以领兵镇守漠北为主，与儒生接触甚少，对科举取士更形隔膜。因而，历世祖、成宗、武宗三朝，恢复科举虽然曾多次被提及，到仁宗即位前，却一直是议而不行。

到了元仁宗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时期，科举恢复的条件成熟了。元仁宗自幼生长于汉地，一直有儒臣相伴，特别是名儒李孟，“仁宗在宫中，孟曰陈善言正道，多所进益”。在怀州四年间，他也始终随侍身边。李孟依然坚持“汉、唐、宋、金，科目得人为盛”；柏铁木儿也特别提出“先朝尝欲举行而未果”。这时正值故老人才凋零，吏员人仕制度的弊端也日益明显而且严重，仁宗在潜邸时已“深见吏弊，欲痛划除之”。而久居汉地的蒙古、色目贵族的汉文化素养也有了一定提高，恢复科举的条件终于成熟。

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

皇庆二年（1313）十月，中书省臣奏：“科举事，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已治人之道，……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于是，十一月，下诏行科举，诏称：“其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朕将亲策焉。”议论了半个世纪的科举问题，终于有了结果。

但是科举恢复后，进展并不顺利。英宗即位时，出现了一些周折；泰定即位时，几乎又被停废。到元顺帝元统三年（十一月改至元，1335）十一月，艰难推行的科举还是被权臣伯颜所废。

元顺帝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

元统二年（1334年）三月，有诏称“科举取士，国子学积分、鳝学钱粮，儒人免役，悉依累朝旧制”。重申旧制，看来正是旧制面临危机的反映。不过，可能是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或争论，支持科举者取得了暂时的优势，旧制被重新确认，元统三年的乡试得以照常于八月举行。但很快，形势便急转直下。

元统二年十月，监察御史吕思诚等19人弹劾中书平章彻里帖木儿变乱朝政，而彻里帖木儿在权臣伯颜的支持下，视事如故，台臣却多被迫辞职。由于台臣多由科举人仕，对权臣的为所欲为多有牵制，早已成为伯颜的政治敌手和擅权的最大障碍，自然也为他所嫉恨。而今伯颜的同党又为御史所劾，自然迁怒于科举。所谓“彻里帖木儿挟私憾，奏罢进士科”，实则不过是秉承伯颜的意志行事罢了。废罢科举也就成了他打击政敌的一种手段。他既希望利用废罢科举打击儒臣，也想以此换取反对科举诸社会势力的好感。于是科举首当其冲，成了元朝后期社会各政治派别斗争的牺牲品。

在废科诏书草就而未用玺印之际，参知政事、知经筵事许有壬向伯颜力争，却终不能挽回。十一月，废科诏书下。

但是，儒臣为保卫科举也可算不遗余力。罢科举的诏书颁下仅三个月，该年闰十二月，御吏台再以指斥武宗和取内侄女为己女冒领珠袍事弹劾彻里帖木儿，彻里帖木儿被流放于安南。于是他们又开始为恢复科举奔走呼吁了。其不知彻里帖木儿的去留对科举并无决定性影响，伯颜不下台，科举实不可能恢复。因此，直至脱脱配合顺帝除去伯颜后，科举才得以重新进行。

元朝科举虽取人有限，却依然是广大士人阶层的希望和利益所在，废科之举激起了士人普遍不满，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给元政权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反对科举的政治势力也没有从中得到更多好处。伯颜试图以废科举排斥打击政敌的结是加速了自己的垮台。

至元六年（1340）初，伯颜被贬死。年底，顺帝下诏恢复斗举。至正元年（1341），科举再兴，直至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元亡。